《公羊》微言與康有為的《孔子改制考》
作者：曾亦
來源：《現代儒學》第三輯，郭曉東執行主編，三聯書店2018年11月版
時間：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十月十五日戊午
耶穌2018年11月22日
治《公羊》者，素有“微言”之說。據定元年《公羊傳》云：“定、哀多微辭，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，則未良知之有罪焉爾。”蓋以孔子作《年齡》，譏刺當世sd包養年夜人，多忌諱之辭，此“微辭”者，即所謂“微言”也。[1]至清劉逢祿，則區別微言與年夜義，而以何休所言“三科九旨”為微言。迄于康有為，則以“孔子改制”為《年齡》“第一微言”。
“孔子改制”之說，當可溯源于孟子。《孟子•離婁下》云：
王者之跡熄而《詩》亡，《詩》亡，然后《年齡》作。晉之《乘》，楚《梼杌》，魯之《年齡》，包養俱樂部一也。其事則齊桓、晉文，其文則史。孔子曰：“其義則丘竊取之矣。”
則《年齡》不專記齊桓、晉文之事，又別有義焉，實出于孔子王心所加也。
又，《孟子•滕文公下》云：
世衰道微，邪說暴行有作，臣弒其君者有之，子弒其父者有之。孔子懼，作《年齡》。《年齡》，皇帝之事也。是故孔子曰：“知我者其惟《年齡》乎！罪我者其惟《年齡》乎！”
按《公羊》家舊說，“罪我者”，以孔子無位，而托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，行皇帝褒貶進退之事，此所謂微言也；“知我者”，《年齡》誅討亂臣賊子，年夜義凜然，人所共見，此所謂年夜義也。
至《年齡緯》，始明言“孔子改制”：
宓羲作八卦，丘合而演其文，瀆而出其神，作《年齡》以改亂制。（《說題辭》）
圣人不空生，必有所制以顯天心，丘為木鐸，制全國法。（《演孔圖》）
孔子作法，五經運之六合，稽之圖象，質于三王，施于四海。（《演孔圖》）
丘為制法之主，黑綠不代蒼黃。（《演孔圖》）
得麟之后，全國血書魯端門，曰：“趨作法，孔圣沒，周姬亡，彗東出，秦政起，胡破術，書記散，孔不絕。”子夏明日往視之，血書飛為赤鳥，化為白書，署曰《演孔圖》，中有作圖制法之狀。（《演孔圖》）
至漢末何休《解詁》，其言“孔子改制”，益加詳備矣。
清末康有為懲蠻夷之強迫，而欲以東方思惟以濟吾國文明之窮，乃上法“孔子改制”之精力，而行變法之事。其所論“改制”微言者，則以《孔子改制考》一書最為詳備。
康南海《孔子改制考》一書之編撰，頗得其門生力，“同邑陳千秋禮吉、曹泰箸偉，雅才好博，好學沉思，編檢尤勞”。[2]據《自編年譜》，光緒十二年（1886），南海始撰《孔子改制考》。十五年，“在京師，既謝國事，又為之。是年編次甚多，選同學諸子分葺焉”。十八年，“《孔子改制考》體裁廣博，選同學高才助纂焉”。光緒二十三年（1897）包養行情冬，上海年夜同譯書局初刊此書。戊戌、庚子間，兩遭焚版禁行。1913年，《不忍》雜志分期登載此書。1920年與1923年，分別重刊于北京、上海。
是書之旨，據其序曰：
天既哀年夜地生人之多艱，黑帝乃降精而救平易近患，為神明，為圣王，為萬世作師，為萬平易近作保，為年夜地教主。生于亂世，乃據亂而立三世之法，而垂精承平。……而立《年齡》新王行仁之制。……此制乎，不過于一元中立諸天，于一天中登時，于一地中立世，于一世中隨時立法，務外行仁，憂平易近憂以除平易近患罷了。……此制乎，不過其夏葛冬裘，隨時救平易近之言罷了。若夫圣人之意，窈矣深矣，博矣年夜矣。……夫兩漢君臣、儒生，尊從《年齡》撥亂之制而雜以霸術，猶未盡行也。……非惟不識承平，并求漢人撥亂之義亦乖剌而不成得，而中國之平易近遂二千年被暴主、蠻夷之酷政，耗矣哀哉！……萬百億千縫掖俊平易近，跂跂脈脈而看，篝燈而求明，囊螢而自珍，然卒不聞孔子六合之全、承平之治、年夜同之樂。悲夫！[3]
蓋《公羊》立據亂、升平與承平三世之法，此孔子之道所以廣博也。然兩千余年間，自漢至宋，朝廷與儒生不過習于孔子撥亂之法，“蔽于據亂之說，而不知承平年夜同之義”，遂致吾國吾平易近“不早見承平之治，逢年夜同之樂”也。[4]可見，是書之年夜旨，實在發明孔子承平年夜同之制也。
其時，朱一新頗攻南海改制之論，曰：
《王制》一篇，漢儒后得，為殷為周，本無定論，康成于其說之難通者，乃歸之于殷。今更欲附會《年齡》改制之義，恐穿鑿在所難免。[5]
鄭康成注經，頗以《周禮》為據，至于不與《周禮》合者，則多以為殷制。南海蓋頗引鄭玄之說，以附會《年齡》文質改制之說，朱氏似亦中其內情焉。至于廖平據《王制》與《周禮》以別今古，亦本乎康成之說。然朱氏非之曰：
今文先立學，故顯于西漢，古文至東漢而始顯，此乃傳述之歧互，非關制作之異同。今學、古學之名，漢儒所立，秦以前安有此分撥？文有今古，豈制亦有今古耶？[6]
孔子當禮崩樂壞之世，周文疲敝，其所改制，亦其宜也。然后儒自拘其小，奪孔子制作之實也。其實，漢制既分歧于周制，則儒者歸功于孔子，誠理之天然。康氏所論，可謂知孔子之心者也。雖然，康氏年夜功不成，然時當季世崩壞之際，誰謂其改制之非宜者哉！
此書實為南海變法之理論依據，“有為政治上變法維新之主張，實本于此”；其影響之年夜，較《新學偽經考》尤甚，故梁啟超比于“火山年夜噴火”、“年夜地動”。 [包養網比較7]
一、上古茫昧無稽說
年齡時，周文疲敝，孔子改舊制，而成一代新法。然其所以改之者，或有取于殷制，至于調和虞、夏、殷、周四代之制，實以舊制猶有可考也。故《禮記·中庸》云：“吾說夏禮，杞缺乏征也；吾學殷禮，有宋存焉；吾學周禮，今用之，吾從周。”《禮運》則云：“我欲觀夏觀，是故之杞，而杞缺乏征也，吾得《夏時》焉；我欲觀包養甜心殷道，是故之宋，而宋缺乏征也，吾得《坤乾》焉。《坤乾》之義，《夏時》之等，吾所以觀之。”至于漢人解《公羊》，發“通三統”義，亦以舊制足為后世所師法也。如隱三年《解詁》云：“王者存二王之后，使統其正朔，服其服色，行其禮樂，所以尊先圣，通三統，師法之義，恭讓之禮，于是可得而觀之。”至于董子《繁露·三代改制質文》，則言之尤詳，謂“王者以制，一商一夏，一質一文，商質者主天，夏文者主地，《年齡》者主人，故三等也。主天法商而王，其道佚陽，親親而多仁樸；故立嗣予子，篤母弟，妾以子貴；昏冠之禮，字子以父，別眇夫婦，對坐而食；喪禮別葬；祭禮先臊，夫妻昭穆別位；制爵三等，祿士二品；制郊宮，明堂員，其屋高嚴侈員；惟祭器員，玉厚九分，白藻五絲，衣制年夜上，首服嚴員；鸞輿尊，蓋法天列象，垂四鸞，樂載鼓，用錫舞，舞溢員；先毛血而后用聲；正刑多隱，親戚多諱；封禪于尚位”如此。據此，則似孔子改制，實有所取法焉。
又據《論語》，宰我答哀公問社，以為周社用栗，蓋“使平易近戰栗”也（《八佾》）；子貢則謂“紂之不善，不如是之甚也”（《子張》）。至于孟子，則曰：“盡信《書》，則不如無《書》。吾于《武成》，取二三策罷了矣。仁人無敵于全國，以致仁伐不仁，而何其血之流杵矣？”（《孟子·盡心下》）可見，孔子于舊史，亦未必盡為信據也，故其刪《詩》、《書》，蓋以此焉。
廖平論孔子改制，亦主此說，曰：“《年齡》時，三皇五帝之典策尚多可考，其言多神怪不經，與經相歧，實事實也。孔子翻經，增減軌制，變易事實，掩其不善而著其善。” [8]至南海，則極申此說，曰：
人生六、七齡以前，事跡茫昧，不成得記也。開國之始，方略缺如，不成得詳也。況泰初開辟，為萌為芽，漫漫長夜，船車欠亨，書契難削，疇能稽哉？年夜地人性皆蓲敷于洪水后，然印度婆羅門，歐西希臘前，亦已茫然，豈特秘魯之舊劫，墨洲之古事，黯芴渺昧不成識耶？吾中國號稱古名國，文明最先矣，然六經以前，無復書記。夏、殷無征，周籍已往，共和以前不成年識，秦、漢以后乃得詳記。而譙周、蘇轍、胡宏、羅泌之流乃敢于考古，實其荒誕。崔東壁乃為《考信錄》以傳信之，豈不謬哉？[9]
誠如南海所言，不少平易近族皆有軸心文明，然其構成，實屬橫空降生，蓋其上古時，皆茫昧無稽也。
南海又頗引古書，以證其說。如《論語》曰：“夏禮，吾能言之，杞缺乏征也；殷禮，吾能言之，宋缺乏征也。文獻缺乏故也，足則吾能征之矣。”（《八佾》）又，北宮锜問周時班爵祿，而孟子答以“其詳不成得聞也”。（《孟子·萬章上》）又，楊朱曰：“泰初之事滅矣，孰志之哉？三皇之事若存若亡，五帝之事若覺若夢，三王之事或隱或顯，億不識一。當身之事或聞或見，萬不識一。今朝之事或存或廢，千不識一。泰初至于本日，年數固不成勝紀。但宓羲已來三十余萬歲，賢愚、好丑，成敗、長短，無不用滅。”（《列子·楊朱》）又，“孔子、墨子俱道堯、舜，而取舍分歧，皆自謂真堯、舜。堯、舜不復生，將誰使定儒、墨之誠乎？殷、周七百余歲，虞、夏二千余歲，而不克不及定儒、墨之真，今乃欲審堯、舜之道于三千歲之前，意者其不成必矣！無參驗而必之者，愚也；弗能必而據之，誣也。故明據先王，一定堯、舜者，非愚則誣也。”（《韓非子·顯學》）又，“五帝、三代之記，尚矣。自殷以前，諸侯不成得而譜，周以來乃頗可著”。（《史記·三代世表》）又，“五經之前，至于六合始開、帝王初立者，主名為誰，儒生又不知也”。（《論衡·謝短》）可見，即使對前人而言，雖往古未若古人之遠，然亦茫昧無稽，“其詳靡記”矣。
《中庸》曰：“王全國有三重焉，其寡過矣乎！上焉者，雖善無征，無征不信，不信平易近弗從。”此情面之天然，故政教之所施，必藉古事以相征也。然古事既茫昧若此，此孔子所以刪《詩》、《書》，孟子所以僅“取二三策罷了”也。至于圣人之布政施教，又不得不托古，此亦在道理之中。南海曰：
惟其不詳，故諸子得以紛紛假托，或為神農之言，或多稱黃帝，或法夏，或法周，或稱三代，皆由于書缺籍往，混混茫茫，然后諸子可以隨意假托。[10]
據此，先秦諸子所言古事，不過“隨意假托”，實未可托。蓋諸子欲行其事，不得不有所托古，此安閒道理之中，孔、墨所以俱道堯、舜，正以此也。然推此論而極，則難免盡疑一切古事，其弊有不成勝言者。平易近國以來，疑古思潮年夜興，實溯源于南海之偏頗也。
二、諸子并起創教改制
蓋軸心時代，諸教并出，各聚徒講學，“改制立度，思易全國”，不獨中國先秦有百家爭鳴之盛，至于他國亦然。南海曰：
當是時，印度則有佛、婆羅門及九十六外道并創術學，波斯則有祚樂阿士對創開新教，歐美則希臘文教極盛，彼國號稱同時七賢并出，而索格底集其成，故年夜地諸教之出，尤盛于年齡、戰國時哉！積諸子之盛，其尤神圣者，眾人歸之，集年夜一統，遂范萬世。[11]
蓋人類當年齡、戰國時，各文明古國俱有創教改制之事，然一旦定于一尊，文明之基礎性情遂定，則不復有諸子之盛，亦不復有創教改制之事矣。[12]故中國自漢武以后，定孔子于一尊，猶西人尊蘇格拉底、柏拉圖之感性主義也。其余種種異教，遂漸漸泯滅矣。吾國這般，西人亦何嘗不若此耶！
當時先秦諸子，各自改制，非獨孔子也。如墨子定三月之喪，“棺三寸，足以朽骨；衣三領，足以朽肉”（《墨子·節葬》），種種薄葬之法，俱與儒家喪制相反。唯其相反這般，可見儒、墨各為改制之事也。至于管子、法家、名家、農家之流，亦頗有異制載于書冊，故“諸子之改制明，況年夜圣制作之孔子，坐睹亂世，忍不損益，撥而反之正乎？” [13]
然諸子之改制，莫不托古也。《淮南子·修務訓》云：“世俗之人，多尊古而賤今，故為道者，必托之于神農、黃帝，而后能進說。”可見，前人本有托古之說也，而南海申之曰：
榮古而虐今，賤近而遺遠，人之情哉！線人所聞睹，則遺忽之；線人所不睹聞，則敬異之，人之情哉！慧能之直指本意天良也，發之于己，則捻道人、徐遵明耳；托之于達摩之五傳迦葉之衣缽，而人敬異矣，敬異則傳矣。袁了凡之創功過格也，發之于己，則石奮、鄧訓、柳玭耳；托之于老子、文昌，而人敬異矣，敬異則傳矣。漢高之神叢狐鳴，摩訶末、西奈之天命，莫否則。[14]
蓋南海好察人心術，故其詮解古書，包養條件多“包養意思買通后壁”之言。其托古之論，亦出此也。
南海頗舉儒、墨之異，以明托古之說。《墨子·法儀》云：“昔之圣王禹、湯、文、武，兼愛全國之蒼生，率以尊天、事鬼，其利人多。”此托禹、湯、文、武，以明兼愛、尊天、事鬼之旨也。《七患》云：“《夏書》曰：禹七年水。《殷書》曰：湯五年旱。此其離兇餓甚矣。但是平易近不凍餓者，何也？其生財密，其用之節也。”此托湯、禹，以明節用之旨也。《三辯》云：“周成王之治全國，不若武王；武王之治全國者，不若成湯；成湯之治全國也，不若堯、舜。故其樂逾繁者，其治逾寡。自此觀之，樂非所以治全國。”此托堯、舜、湯、武，以明非樂之旨也。《尚賢》云：“古者圣王唯能審以尚賢使能為政，無異物雜焉，全國皆得其利。古者舜耕歷山，陶河瀕，漁雷澤。堯得之服澤之陽，舉以為皇帝，與接全國之政，治全國之平易近。伊摯，有莘氏女之私臣，親為庖人。湯得之，舉以為己相，與接全國之政，治全國之平易近。傅說被褐帶索，庸筑乎傅巖。武丁得之，舉以為三公，與接全國之政，治全國之平易近。”此托堯與舜、湯與伊摯、武丁與傅說之事，以明尚賢之旨也。
諸這般類，可見儒、墨所托雖同，然其旨則與儒年夜異也。誠若此，南海托古之說，未可盡誣也。故《韓非子·顯學》云：
孔子、墨子俱道堯、舜，而取舍分歧，皆自謂真堯、舜。堯、舜不復生，將誰使定儒、墨之誠乎？
可見，先秦諸子欲行改制，莫不托古以神其說，非獨儒家也。
三、素王與孔子托古改制
孔子改制之說，本由公羊家發之，然南海則推以為正義，蓋周末諸子莫不改制也。是以孔子為諸子之卓，敢不損益舊制，創孔教，撥亂世而反諸正歟？
蓋南海思惟之精力在改制，“吾所發明，孔子改制”[15]。其所以尊《年齡》，亦以其言改制也，“《年齡》所以宜獨尊者，為孔子改制之跡在也；《公羊》《繁露》所以宜專信者，為孔子改制之說在也”[16]。其時周文疲敝，孔子雖欲振起之，既非其時，又以周文之末掉，不得不有所損益，乃著其制于《年齡》，欲以垂諸后世也。蓋今之學者常于當局典章有所譏評，雖空言無用，猶欲躲諸私府，以待有識者，此誠孔子改制之意。南海生當天朝將崩之時，且值西夷勃興之機，其欲參用西法，而于中國之舊制有所損益，實屬天然。惜乎當時士人守舊，未能深知其意，反因以罪之也。
1.《公羊》改制舊說
公羊家言改制，素有二義：三正與三教。二義皆出董子，后人聚訟于茲，蓋不明改制兼此二義故也。前者乃時王之制，蓋歷朝建國，皆行矯正朔、換衣色之事，欲以變易民氣也。后者唯圣人能當之，非周公、孔子不克不及行。《中庸》謂孔子“祖述堯舜，憲章文武，上律天時，下襲水土”，若此損益四代，良非時王所能。南海雖為白素之身，至其欲效孔子素王之作，不過狂者之志耳，孰曰非宜哉？然欲冒新王改制之名，輕議祖宗成法，僭越莫甚，適所以見謗也。
《年齡》曰“王正月”[17]，《公羊傳》云：“王者孰謂？謂文王也。”《傳》說已屬怪異，蓋凡是史書體例當指時王，而《傳》以為指周始授命王，即周文王。至劉宋王愆期，遂以文王為孔子，徐《疏》成十年“孔子為后王”語或本于此，然蘇輿謂此說為“謬說流貤，滋誤后學。且立義可信王，正朔服色不成托王也”。蘇說常指斥后儒之背董子，謂董子未有素王改制之說，然實未必定。觀董子書，不獨歷陳上古帝王改制之事，至于《年齡》，亦有“應天作新王之事”，王魯、新周而故宋，而當一代之黑統也。[18]
董子謂孔子授命作《年齡》，實有改制之義。其曰：
有非力之所能致而自至者，西狩獲麟，授命之符是也。然后托乎《年齡》正不正之間，而明改制之義。一統乎皇帝，而加憂于全國之憂也，務除全國所患也。而欲以上通五帝，下極三王，以通百王之道，而隨天之終始，贏得掉之效，而考命象之為，極理以盡情性之宜，則天容遂矣。（《符瑞》）
又曰：
孔子立新王之道，明其貴志以反和，見其好誠以滅偽，其有繼周之弊，故若此也。（《玉杯》）
董子若此言之鑿鑿，蘇輿乃彌縫其說曰：
制可改者也，惟王者然后能改元立號，制禮作樂，非圣人所能托。道不變者也，周德既弊，而圣人得假王者以起義而扶其掉，俟來者之取鑒。故曰孔子立新王之道，猶云為后王立義爾。[19]
又曰：
明王者改制，不易道義。……圣人不見用于時，乃以治世之道托乎《年齡》，即其正不正之間以見義。劭公乃謂“托王于魯而黜周”，不知董固明云“一統乎皇帝”矣。沿其流者，甚且謂“三代之制，亦皆托也”，不已傎乎？孟子曰：“《年齡》，皇帝之事也。”崔述謂“《年齡》所關者，全國之治亂。所正者，全國之名分。不成仍以諸侯之史目之，故曰皇帝之事”，其說最確。蓋當是時，上無明王，下無方伯，而《年齡》為之褒譏貶絕，明得掉貴賤，反之乎霸道，即行事以治來世，是故《年齡》亦憂患之書也。[2包養app0]
唯王者所施之改制，不過三正之循環耳，然改制尚別有一義，即三教之循環也，蘇氏似未能區別此二義。蓋新王授命改制，不過就其表言之，至乎其里，則三代之循環不過文質再復而相損益耳。此改制之別一義也。
夏尚黑，殷尚白，周尚赤，三統循環這般。至于三代之軌制，則實然有別，此為三教之異也。董子曰：
三正以黑統初，正日初一于營室，斗建寅，天統氣始通化物，物見萌達，其色黑，故朝正服黑，首服藻黑，正途輿質黑，馬黑，年夜節綬幘尚黑，旗黑，年夜寶玉黑，郊牲黑，犧牲角卵，冠于阼，昏禮逆于庭，喪禮殯于東階之上，祭牲黑牡，薦尚肝，樂器黑質，法不刑有懷任新產，是月不殺，聽朔廢刑發德，具存二王之后也，親赤統，故日分黎明，黎明朝正。正白統何如？曰：正白統者，歷正日初一于虛，斗建丑，天統氣始蛻化物，物初芽，其色白，故朝正服白，首服藻白，正途輿質白，馬白，年夜節綬幘尚白，旗白，年夜寶玉白，郊牲白，犧牲角繭，冠于堂，昏禮逆于堂，喪事殯于楹柱之間，祭牲白牡，薦尚肺，樂器白質，法不刑懷孕懷任，是月不殺，聽朔廢刑發德，具存二王之后也，親黑統，故日分鳴晨，鳴晨朝正。正赤統何如？曰：正赤統者，歷正日初一于牽牛，斗建子，天統氣始施化物，物始動，其色赤，故朝正服赤，首服藻赤，正途輿質赤，馬赤，年夜節綬幘尚赤，旗赤，年夜寶玉赤，郊牲骍，犧牲角栗，冠于房，昏禮逆于戶，喪禮殯于西階之上，祭牲骍牡，薦尚心，樂器赤質，法不刑懷孕，重懷躲以養微，是月不殺，聽朔廢刑發德，具存二王之后也，親白統，故日分夜半，夜半朝正。（《三代改制質文》）
又以文、質配三統。董子曰：
王者以制，一商一夏，一質一文，商質者主天，夏文者主地，《年齡》者主人，故三等也。主天法商而王，其道佚陽，親親而多仁樸；故立嗣予子，篤母弟，妾以子貴；昏冠之禮，字子以父，別眇夫婦，對坐而食；喪禮別葬；祭禮先臊，夫妻昭穆別位；制爵三等，祿士二品；制郊宮，明堂員，其屋高嚴侈員；惟祭器員，玉厚九分，白藻五絲，衣制年夜上，首服嚴員；鸞輿尊，蓋法天列象，垂四鸞，樂載鼓，用錫舞，舞溢員；先毛血而后用聲；正刑多隱，親戚多諱；封禪于尚位。主地法夏而王，其道進陰，尊尊而多義節，故立嗣與孫，篤世子，妾不以子稱貴號；昏冠之禮，字子以母，別眇夫婦，同坐而食；喪禮合葬；祭禮先亨，婦從夫為昭穆；制爵五等，祿士三品；制郊宮，明堂方，其屋卑污方，祭器方，玉厚八分，白藻四絲，衣制年夜下，首服卑退；鸞輿卑，法地周象載，垂二鸞，樂設鼓，用纖施舞，舞溢方；先亨而后用聲；正刑天法；封壇于下位。主天法質而王，其道佚陽，親親而多質愛，故立嗣予子，篤母弟，妾以子貴；昏冠之禮，字子以父，別眇夫婦，對坐而食；喪禮別葬，祭禮先嘉疏，夫婦昭穆別位；制爵三等，祿士二品；制郊宮，明堂內員外橢，其屋如倚靡員橢，祭器橢，玉厚七分，白藻三絲；衣長前衽，首服員轉；鸞輿尊，蓋備天列象，垂四鸞，樂桯鼓，用羽鑰舞，舞溢橢，先用玉聲而后烹；正刑多隱，親戚多赦；封壇于左位。主地法文而王，其道進陰，尊尊而多禮文，故立嗣予孫，篤世子，妾不以子稱貴號；昏冠之禮，字子以母，別眇夫妻，同坐而食；喪禮合葬，祭禮先秬鬯，婦從夫為昭穆；制爵五等，祿士三品；制郊宮，明堂內方外衡，其屋習而衡，祭器衡同，作秩機，玉厚六分，白藻三絲；衣長后衽，首服習而垂流，鸞輿卑，備地周象載，垂二鸞，樂縣鼓，用萬舞，舞溢衡；先烹而后用樂，正刑天法，封壇于左位。（《三代改制質文》）[21]
可見，董子明言孔子改制，不獨不從周，實損益四代而為新制也。后儒頗攻何邵公誤讀董子，實未得其情。南海極推重《三代改制質文》一篇，曰：
孔子作《年齡》改制之說，雖雜見他書，而最精詳可托據者莫這般篇。稱《年齡》當新王者凡五，稱變周之制，以周為王者之后，與王降為風、周道亡于幽、厲同義。故以《年齡》繼周為一代，至于親周、故宋、王魯，三統之說亦著焉，皆為《公羊》年夜義。其他絀虞、絀夏、五帝、九皇、六十四平易近，皆聽孔子所推。姓姚、姓姒、姓子、姓姬，皆聽孔子所象。白黑、方圓、異同、世及，皆為孔子所制。雖名三代，實出一家，特廣為條理以待后人之行，故有再、三、四、五、九之復。……惟孔子乃有之。董子為第一醇儒，安能妄述無稽之謬說？此蓋孔門口說相傳很是異義，不敢筆之于書。故雖sd包養《公羊》未敢驟著其說。至董生時，時世殊易，乃敢著于竹帛。故《論衡》謂孔子之文傳于仲舒也。茍非出自醇實如董生者，雖有此說，亦不敢信之矣。幸董生此篇猶傳，足以證明孔子改制年夜義。[22]
董子改制之說，實出自孔子之口說相傳，至漢時乃得著于竹帛也。
又，《漢書·董仲舒》引《舉賢良對策》云：
冊曰：“三王之教所祖分歧，而皆有掉，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，意豈異哉？”臣聞夫樂而不亂、復而不厭者謂之道。道者萬世之弊，弊者道之掉也。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，故政有眊而不可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罷了矣。三王之道所祖分歧，非其相反，將以救溢扶衰，所遭之變然也。故孔子曰：“亡為而治者，其舜乎！”矯正朔，換衣色，以順天命罷了；其余盡循堯道，何更為哉！故王者有改制之名，亡變道之實。然夏上忠，殷上敬，周上文者，所繼之捄，當用此也。孔子曰：“殷因于夏禮，所損益可知也；周因于殷禮，所損益可知也；其或繼周者，雖百世可知也。”此言百王之用，以此三者矣。夏因于虞，而獨不言所損益者，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。道之年夜原出于天，天不變，道亦不變，是以禹繼舜，舜繼堯，三圣相受而守一道，亡救弊之政也，故不言其所損益也。繇是觀之，繼治世者其道同，繼亂世者其道變。今漢繼年夜亂之后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，用夏之忠者。
董子既以道之年夜原出于天而不變，又以三王政教有文質之分歧。堯、舜、禹三圣之禪讓，有包養網比較矯正朔、換衣色之變，然此乃治世之相繼，故無文質損益之變。若夏、殷、周三王之反動，則亂世之相繼也，故有文質損益之改。《年齡》之作，本撥亂世而反諸正也，是以其言改制，實在文質損包養俱樂部益方面。董子此論，足為后世變法、反動之說張本。
故《年齡》改制，明三教之所以分歧，或從殷，或從周，或損周文從殷質，或變殷質用周文，其實皆不過承衰救敝罷了。
改制之說，雖出于公羊家言。蓋《公羊》推孔子為素王，故所作《年齡》行改制之實，而當一代新王矣。[23]漢人習于此說，遂謂孔子為漢制法包養sd，其所改者，蓋損周文以益殷質罷了。漢末鄭玄調和今古，其所注禮尤采此說，即符合《周禮》者為周制，其分歧者為殷制也。
觀南海所論，以上古茫昧無可稽考，至孔子之世，諸子并皆創教改制，然“其說亦多偏蔽，各明一義”，而孔子乃其卓然耳。自是以后，“全國咸歸依孔子，年夜道遂合，故自漢以后無諸子”。[24]孔子雖無帝王之尊，然此種改制又非帝王所能行，故后儒盛稱自生平易近以來未有若孔子者也，則上古圣神，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，而孔子賢于彼等，即以其能創制而垂法萬世也。蘇輿膠泥于王者改制之文，以為“非皇帝，不議禮，不軌制，不考文”，遂謂孔子無行道之權，自不克不及改制。然孔子年夜圣，其能改制，又非“矯正朔，換衣色”之類所能比擬者。
是以南海曰：
諸子何一不改制哉？后世風俗，法密如網，全國皆俛首奉法，無敢妄作者。……諸子之改制明，況年夜圣制作之孔子，坐睹亂世，忍不損益，撥而反之正乎？知我罪我，惟義地點，固非曲士、夏蟲所能知矣。[25]
孟子之后，兩千年間，南海乃真知孔子之志業者也，然后決然行改制之實，尤非守文愚昧之儒士所能為也。
2.以夷變夏與以夏變夷
馴至晚清，中國當陵夷之際，故不得不消西法。用西法，則不得不變更古制，此改制之說所由起也。南海謂“孔子所以為圣人，以其改制”[26]，此說真得圣心焉。
雖然，中國自古又有夷夏外內之說，蓋中國素以夏自居，而有變夷之道，今若參用西法，則難免以夷變夏矣。是以南海以三世說與內外說參比而為論，即以吾國居據亂世而為夷，東方處升平、承平世而為夏。[27]南海又推衍《年齡》三世之說，以孔子本有年夜同之說，則西法亦不出吾儒范圍，是以變法之實，不過用孔子年夜同之說耳。
是以梁啟超論南海之改制曰：
近人祖述何休以治《公羊》者，若劉逢祿、龔自珍、陳立輩，皆言改制，而有為之說，實與彼異。有為所謂改制者，則一種政治反動、社會改革的意味也，故喜言通三統。三統者，謂夏、商、周三代分歧，當隨時因革也。喜言張三世。三世者，謂據亂世世、升平世、承平世，愈改而愈進也。有為政治上變法維新之主張，實本于此。[28]
梁氏以為，南海改制之說，實出于《公羊》通三統、張三世之舊論，而為其維新變法主張之依據也。蓋通三統明軌制當隨時因革，而張三世則明因改制而進化也。[29]
南海欲變之古制實有二：其一，有清一代祖宗之成法；其二，數千年一統之法。此中，祖宗成法尤關系國本，稍有失慎，即致國家傾覆。南海乃托于六朝、唐、宋、元、明之弊政以變之，謂“今之法規，雖云承列圣之舊，實皆包養網推薦六朝、sd包養唐、宋、元、明之弊政也”，“今但變六朝、唐、宋、元、明之弊政，而采周、漢之法意，即深得列圣之治術者也”，[30]又假康、干間變易八貝勒議政舊制之成例，以為祖宗之法亦無有不成變者，至謂祖宗之地既不成守，不若變祖宗之法以濟時艱。[31]南海曰：
將篤守祖宗短期包養之法式耶？則年夜地忽通，數十強國環迫，皆祖宗所未遇，必不克不及執舊方以醫變癥也。將近采漢、唐、宋、明之法式耶？則接鄰諸國文學極盛，迥非匈奴、突厥、契丹獷野之風，又漢、唐、宋、明所未有也。將上法唐、虞、三代之治，品德純備矣，而時勢少異，或慮有一二迂闊而遠于工作者。[32]
南海自謂其變法乃采“周、漢之法意”，猶王安石假“先王之意”以濟其說，其實皆欲盡變舊制也。[33]
其時守舊者又多托圣人之法以阻變法。南海乃極言數千年一統之法，非列強競爭之世所宜，“方今當數千年之變局，環數十國之覬覦，既古史所未聞，亦非舊法所能治”[34]，“夫方今之病，在篤守舊法而不知變，處列國競爭之世，而行一統垂裳之法”[35]。雖然，變法家雖欲變量千年之法，然猶以為無悖古圣人之道。馮桂芬即曰：
三代圣人之法，后人多疑為疏闊，疑為沉重，相率芟夷屏棄，如弁髦敝屣，而就其所謂近功小利者，世更代改，積今二千余年，而蕩焉泯焉。一二儒者，欲挾空言以爭之，而勢恒不勝，迨乎經歷世變，始知三代圣人之法，未嘗有此弊，夫而后恍然于圣人之所以為圣人也。[36]
又曰：
桂芬讀書十年，在外涉獵于艱難情偽者三十年，間有私議，不克不及無參以雜家，佐以私臆，甚且羼以夷說，而要以不畔于三代圣人之法為主旨。[37]
若馮氏所言，后世之敝政，蓋因盡棄三代圣人之法故也，是以今之變法，雖間采西法，猶不當悖于古圣人之法也。其時南海假《年齡》三世之說，亦以西法與圣人之道若合符節。蓋馮氏、康氏皆欲假圣人之名，以行變法之實耳。
可見，南海以中國數千年皆處據亂之世，是以其所欲變者，非止有清一代之法，實欲變數千年之法也。
雖然，守舊派朱一新猶攻南海，謂其實欲以夷變夏也，“陽尊孔子，陰祖耶蘇”[38]，“托于素王改制之文，以便其奉行新法之實”[39]。然南海曰：
其地之年夜，人之多，兵之眾，器之奇，格致之精，農商之密，途徑郵傳之速，卒械之精煉，數十年來，皆已盡變舊法，日益求精，無日不變，而我中國尚謹守千年之舊敝法。[40]
南海蓋以西夷已進乎升平、承平之世，今之夷已分歧于古之夷也，故不成純用“以夷變夏”之舊論視之。
朱氏又以夷夏倫包養行情理綱常分歧，而南海則列舉法國刑法、平易近法之條目，以證夷人亦講禮義廉恥，與吾國不異，“至于三綱五常，以為中國之年夜教，足下謂西夷無之矣，然以考之則否則”，“至于人心風俗之宜，禮義廉恥之宜，則《管子》所謂‘四維不張，國乃滅亡’，有國有家，莫分歧之，亦無中外之殊也”[41]，又謂“本日歐美之法，實得列國并立之正義，亦暗合吾圣經之精義，不得謂之西法也”[42]。南海又自敘其心意，謂反對變法者“惡蠻夷之名，不深求中外之勢，故以西學為諱”[43]。可見，南海蓋與《年齡》同，亦持文明廣泛主義之立場，故不以夷、夏有別也。
其門生徐勤亦借《年齡》以破夷夏之年夜防，曰：
《年齡》無通辭之義，《公》《穀》二傳未有明文，惟董子發明之。后儒孫明復、胡安國之流不知此義，以為《年齡》之旨最嚴華夷之限，于是尊己則曰神明之俗，薄人則曰禽獸之類。苗、瑤、侗、僮之平易近，則外視之；邊鄙遼遠之地，則忍而割棄之。嗚呼！背《年齡》之義，以自隘其道。儒教之不廣，生平易近之涂炭，豈非諸儒之罪耶！若無董子，則華夏之限終莫能破，年夜同之治終末由至也。[44]
蓋漢代公羊家之外內說本有二義：其一，嚴夷夏之防，蓋為攘夷張目也；其二，遠近鉅細若一，故有進退夷夏之法，蓋為年夜同修涂也。宋儒孫明復、胡安國以蠻夷之勢凌逼中國，乃專取夷夏年夜防為論。清代公羊家則反是，亦偏取一說，其初言滿漢年夜同，至南海，則倡言中外年夜同矣。
董子有“《年齡》無達辭”一語，蓋泛論例之有變也。南海則舉夷、夏之辨而論之，以為夷、夏之辭皆從其事，非專有所指也。是以蠻夷有禮義，則予以夏辭；諸夏無禮，則奪以夷辭。《年齡》書“晉伐鮮虞”，蓋以晉伐同姓，故退以蠻夷之也。宋儒于蠻夷之創痛尤深，故嚴夷夏之防，遂以夷夏為命名。
譚嗣同亦據《年齡》為論，然別創新舊之義，以論夷夏之進退。其《湘報后敘》有云：
《年齡傳》曰：中國亦新蠻夷。《孟子》曰：亦以新子之國。新之為言也，盛美無憾之言也。而蠻夷、中國同此號者何也？吾嘗求其故于《詩》矣，周之興也，僻在西戎，其地固蠻夷也，自文王授命稱王，始進為中國。秦雖繼有雍州，年齡人不以所據之地而不目之為夷。是蠻夷中國，初不以地言。故文王之詩曰：周雖舊邦，其命維新。舊者蠻夷之謂也，新者中國之謂也；守舊則蠻夷之，開新則中國之。新者忽舊，時曰新蠻夷；舊者忽新，亦曰新中國，新同而所新者分歧。危矣哉！己方悻悻然自鳴曰守舊，而人固以新蠻夷新之矣。是蠻夷中國，果不以地言，辨于新，辨于所新者罷了矣。然僅言新，則新與所新者亦無辨，昨日之新，至本日罷了舊，本日之舊，至明日而又已舊，鳥足以狀其美盛而無憾也。吾又嘗求其故于《禮》與《易》矣，《禮》著成湯之銘：茍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。《易》系孔子之贊：日新之謂大德。言新必極之于日新，始足以為盛美而無憾，執此以言治言學，固無往不貴日新矣。[45]
若譚氏之言，則東方不恒為蠻夷，而今乃進為中國矣；中國亦不恒為中國，而今乃退為新蠻夷矣。揆諸《年齡》以夏變夷之說，則此時中國方為蠻夷，其用西法而改用新制，實不違《年齡》之義。譚氏之說，蓋欲藉經說以杜反對者之口耳。
梁啟超則徑謂“以夷變夏”為是。其《變法通議》云：
孔子曰：皇帝掉官，學在四彝。《年齡》之例，彝狄進至中國，則中國之。古之圣人，未嘗以學于人為慚德也。……故夫法者，全國之公器也，征之域外則如彼，考之前古則這般。而議者猶曰“彝也，彝也”而棄之，必舉吾所固有之物，不自有之，而情願以讓諸人，又何取耶？[46]
禮掉求諸野，則今之中包養網dcard國，非古之中國矣，其學于蠻夷者，殆亦古圣賢之道焉。
《年齡繁露·竹林》云：“《年齡》之于偏戰也，猶其于諸夏也。引之魯，則謂之外。引之蠻夷，則謂之內。”徐勤發揮其師說曰：
引之魯，則謂之外。引之蠻夷，則謂之內。內外之分，只就所引言之耳。若將蠻夷而引之諸地、諸天、諸星之世界，則蠻夷亦當謂之內，而諸地、諸天、諸星當謂之外矣。內外之限，寧有命名哉？[47]
則本日之西夷，當場球言之，亦可謂之內也。本日有“地球村”之說，則以內外如一矣，如是而為年夜同。故徐勤釋《年齡繁露·奉本》“遠夷之君，內而不過”一語曰：“外而變內，是全國無復有內外之殊矣。圣人年夜同之治，其在斯乎！其在斯乎！。”[48]
早于南海之變法家，亦知變法難免落人“以夷變夏”之譏。若薛福成《籌洋芻議》，乃別創一說以自衛，云：
或謂：“以堂堂中國，而效法西人，不且用夷變夏乎？”是否則，夫衣冠、語言、風俗，中外所異也。捏造化之靈，利生平易近之用，中外所同也。彼西人偶得風氣之先耳，安得以六合將泄之秘，而謂西人獨擅之乎？又安知百數十年后，中國不更駕其上乎？至若趙武靈王之習騎射，漢武帝之習樓船，唐太宗駕馭蕃將與內臣一體，皆有微恉存乎其間。今誠取西人器數之學，以衛吾堯舜、禹湯、文武、周孔之道，俾西人不敢蔑視中華，吾知堯舜、禹湯、文武、周孔復生，未始不有事乎此，而其道亦必漸被乎八荒，是乃所謂用夏變夷者也。[49]
薛氏蓋以器數之學乃中外所同，無分于東西，則變法之所取，猶默深“師夷長技”耳，故終無妨于吾先王之道矣。
其時葉德輝攻擊南海，謂“康有為隱以改復原教之路得自命，欲刪定六經而先作《偽經考》，欲攪亂朝政而又作《改制考》，其貌則孔也，其心則夷也”[50]。錢穆也有類似的評價：“康氏之尊孔，并不以孔子之本相，乃自以所震驚于西俗者尊之，特曰西俗之一切，孔子亦有之罷了。是長素尊孔特其貌，其里則亦如彼。”[51]南海欲以夷變夏，其跡蓋昭然矣。
南海又以文、質別夷夏。公羊家素以孔子損文用質，則《年齡》蓋取質法也。其后董子亦謂《年齡》為質法，如“承周文而反之質”（《年齡繁露·十指》），“此《年齡》之救文以質也”（《霸道》），“然則《年齡》之序道也，先質而后文”（《玉杯》）。然南海猶別自有說，曰：
全國之道，文質盡之。然人智日開，日趨于文。三代之前，據亂而作，質也。《年齡》改制，文也。故《年齡》始義法文王，則《年齡》實文統也。但文之中有質，質之中有文，其道遞嬗耳。漢文而晉質，唐文而宋質，明文而國朝質，然皆升平世質家也。至承平世，乃年夜文耳。后有萬年，可以孔子此道推之。[52]
公羊舊論素以《年齡》為質家法，今南海據人類進乎文明之義，謂《年齡》法文王，乃文家法。又以王朝之更迭，為一文一質之遞嬗，故清世為質家，而南海之變法猶效孔子改制，或自居文王也。
蓋南海所謂文家法，多取文明進化之意，“夫野蠻之世尚質，承平之世尚文。尚質故重農，足食斯已矣。尚文故重工，精奇瑰麗，驚猶鬼神，日新不窮，則情面所好也。”[53]又以孔子為文王，蓋因文明道統在茲，斯為教主也，“蓋至孔子而肇制文明之法，垂之后世，乃為人性之始，為文明之王。蓋孔子未生以前，亂世野蠻，缺乏為人性也。蓋人性進化以文明為率，而孔子之道尤尚文明。……蓋為孔子上承天命，為文明之教主、文明之法王，自命這般，并不謙遜矣。”[54]康氏以孔子不獨傳承周文，至于中國文明，實自孔子而開辟也。此說頗為不經，尤未必與公羊家之“文”義相類也。
廖平亦以文、質區別夷夏。廖氏曰：
文為中國，質為海內，文詳品德，質詳富強。二者偏勝為弊，必買賣互易，然后正人見在時局，《公羊》年夜一統之預兆也。[55]
又曰：
舊說以杞宋托文質，不知中國文家，歐美質家，一切儀制全反，然因革損益，皆在《年齡》以外，《年齡》所記，綱常不成變更者也。[56]
又曰：
包養甜心歐美不詳喪葬，與中國古世雷同，凡屬草昧，類皆這般。生養已足，自當徐理倫常，《孝經》之說，可漸漸引而進之，以自變其鄙野。[57]
中國本日鶩于文，文勝質則史；歐美主于質，質勝文則野。史與野相互師法，數十百年后，乃有彬彬之盛。[58]
據《易緯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公羊》以文王為文家之王，文家即所謂中國，質家則為海內。今按：此先師相傳舊說也。[59]
中國古無質家，所謂質，皆指海內。一文一質，謂中外相互取法。[60]
蓋廖氏以東方為質家，而中國為文家，此其與康氏分歧也。考諸《年齡》，周之尚文，以其尊尊而文煩；殷之尚質，以其親親而質省。又《檀弓》子游謂蠻夷之道乃“直情而徑行”，則西人猶蠻夷，皆尚質也。是以廖氏謂西人“質詳富強”、“不詳喪葬”，與中國禮儀之邦相反，真得《年齡》之義焉。[61]
南海與廖氏說文、質之分歧包養違法[62]，不獨與南海以文明釋“文”義有關，亦與南海對“從周”之懂得有關。《中庸》云：“吾說夏禮，杞缺乏征也。吾學殷禮，有宋存焉。吾學周禮，今用之，吾從周。”南海注云：
孔子改制，必有所因，損益三代，而從周最多，取其近而易行也。周末諸子皆改制，子華作華山之冠以自表，墨子制三月之服、土階茅茨是也。墨子攻孔子曰：子之古，非古也，法周未法夏也。故知孔子改制從夏、殷少而從周多。譬現在者變法，從宋、明者少，必多從國朝也。[63]
論者多惑于《論語·八佾》中“周監于二代，郁郁乎文哉！吾從周”一語，以為孔子但以周文之美盛而從周。然揆諸《中庸》“從周”之義，儒者雖常假復古為名，然以素位之故，故軌制之年夜端多取于后王。[64]論者又惑于《年齡》尚質之意，以為孔子改制必年夜變時王之制而后已，非也，不過取周制而益以己意，俗稱“舊瓶裝新酒”，即此意也。
3.孔子改制與六經之作
六經本上古之遺籍，其后經孔子改訂，遂成后世之“經”也。然古文家欲抑博士，乃上托六經于周公，而孔子則不過“述而不作”之先師，這般，“孔子僅為后世之賢士年夜夫，比之康成、朱子尚未及也，豈足為生平易近未有范圍萬世之至圣哉？”[65]蓋古文家于出門戶之見，竟貶孔子這般，至于今文家亦據門戶立場，必欲尊孔子為教主，為“生平易近未有之年夜成至圣”，故必以六經出于孔子也。誠現在文家說，周公不過為上古茫昧時代之神王，純出于后世所托，又焉能做作六經而施化于后世哉？
其先，廖平已謂孔子作六經矣。其曰：“六經者，孔子一人之書。”[66]又曰：“孔子翻經以后，真正周制，實無可考。后世傳習，皆孔子之言。” [67]至南海，則以孔子作六經，乃先秦舊說，曰：
六經皆孔子所作也，漢以前之說莫否則也。學者知六經為孔子所作，然后孔子之為年夜圣，為教主，范圍萬世而獨稱尊者，乃可明也。知孔子為教主，六經為孔子所作，然后知孔子撥亂世，致承平之功，凡有血氣者，皆日被其殊功年夜德，而不成忘也。[68]
蓋自南海視之，上古茫昧無稽，周末諸子紛紛創教，各為改制之事，不獨孔子然也。而孔子改制之跡，則見于六經。孔子本為諸子，然出乎其類，撥乎其萃，所作六經亦獨能范圍后世矣。
南海論《詩》曰：
《年齡》之為孔子作，經皆知之。《詩》亦為孔子作，人不知也。儒者多以二學為教，蓋《詩》與《年齡》尤為表里也。儒者乃循之，以教導于世，則老、墨諸子不循之以教可知也。《詩》作于文、武、周公、成、康之盛，又有商湯、伊尹、高宗，而以為衰世之造，非三代之盛，故以為非古，非孔子所作而何？[69]
蓋《淮南子·汜論訓》謂“《詩》、《年齡》，學之美者也，皆衰世之造也。儒者循之，以教導于世”，南海本此，因謂孔子作《詩》也。且古詩本有三千余篇，若孔子之作者，蓋“孔子間有采取之者，然《清廟》、《生平易近》皆經涂改，《堯典》、《舜典》僅備點竄，既經圣學陶鑄，亦為圣作”。 [70]此南海論孔子作《詩》也。
南海又曰：
《堯典》、《皋陶謨》、《棄稷謨》、《禹貢》、《洪范》，皆孔子年夜經年夜法所存。……其殷《盤》、周《誥》、《呂刑》聱牙之字句，容據舊文為底草，而年夜道皆同，全經孔子點竄，故亦為孔子之作。[71]
其先，王充已謂《尚書》為孔子所作，南海稱許是說“有很是之年夜功”。[72]不獨孔子作《書》，至于墨子，南海亦謂有《書》之作，曰：
考墨子動稱三代圣王、文、武，動引《書》，則《康誥》亦墨者私有之物。……以此推之，二十八篇皆儒書，皆孔子所作至明。若夫墨子所引之《書》，乃墨子所刪定，與孔子雖同名而選本各殊，即有篇章、辭句、取材偶同，而各明其道，亦自豪相反。……要孔、墨之各因舊文剪裁為《書》可見矣。……可知孔、墨之引《書》雖同，其各自選材成篇，絕不雷同。知墨子之自作定一《書》，則知孔子之自作定一《書》矣，對勘可明。[73]
蓋《書》本為上古圣王治世之遺跡，猶今之官方政典，非獨孔子一家所能寶也。孔子既能刪而為《書》，則其他諸子固亦能刪也。南海所論，殊屬近理。
南海又謂《儀禮》十七篇，亦孔子所作。《禮記·雜記》謂“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《士喪禮》，《士喪禮》于是乎書”，據此，《士喪禮》本非年夜周通禮，待孔子制作，而哀公使孺悲來學，遂有士喪之禮。且觀《墨子》一書，既屢稱道禹、湯、文、武，又肆意攻擊喪禮，可見喪禮本非禹、湯、文、武之制，乃孔子私作也。
不獨《禮》也，至于《樂》，墨子亦肆其“輕薄詆誹”，以為儒家所病，可見，《樂》亦孔子所作也。
至于《易》，南海以為宓羲包養一個月畫八卦，文王演為六十四卦，至于卦、彖、爻、象之辭，實全出于孔子，則孔子作《易》經也。然劉歆造“十翼”之說，而托于孔子，則孔子不過為《易》作傳罷了，此亦其抑孔子之智術耳。
若孔子作《年齡》，素無疑義。南海曰：
《年齡》為孔子作，古今更無異論。但偽古學出，力攻改制，并鏟削筆削之義，以為赴告策書，孔子據而書之，而善惡自見。杜預倡之，朱子力主之。若此，則圣人為一謄錄書手，何得謂之作乎？[74]
古人莫不夷《年齡》為史，實可遠紹杜預、朱熹也。
可見，南海謂孔子作六經，其旨則在尊孔子也。南海曰：
自古尊孔子、論孔子，未有若莊生者。……后世以《論語》見孔子，僅見其庸行；以《年齡》見孔子，僅見其據亂之制；以心學家論孔子，僅見其本數之眉目；以考據家論孔子，僅見其末度之一、二。有莊生之說，乃知孔子本數、末度、小年夜、精粗無乎不在。……六經之年夜義，六經之順序，皆賴莊生傳之。……古之人所為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，非孔子而何？能明莊子此篇，可明當時諸子紛紛創教，益可明孔子創儒，其道最年夜，而六經為孔子所作，可為鐵案。[75]
蓋南海以莊子為子夏再傳，則孔子后學也，其種種荒誕寓言，亦為推明孔子之辭也。
孔子作六經，欲以改制也。然孔子有德無位，欲其制之可行，則必托古也。南海曰：
子思曰：無征不信，不信平易近弗從。欲征信莫如先王。……巽辭托先王，俾平易近信從，以行權救患。……包養合約平民改制，事年夜駭人，故不如與之先王，既不驚人，自可避禍。[76]
南海此說，本出于《中庸》與《年齡緯》，實屬近理。蓋前人言事，好托古，“必則古昔，稱先王”（《禮記·曲禮》），遑論孔子“與先王以托權”（《孝經緯·鉤命訣》、孟子“道性善，言必稱堯、舜”（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）耶？晚世以來，吾國凡言變革者，莫不挾洋自重，其術正同。
孔子生當周世，天命猶未改，此其所以“從周”也；然周人治世以文，其郁其煩，莫不以此，故孔子以為當“稍包養一個月損周之文致”，而益以夏、殷之法。《年齡》有三統之說，有文質之說，而南海悉以為托古。
桓三年何休注云：“明《年齡》之道亦通于三王，非主假周，以為漢制罷了。”對此，南海曰：
夏、殷、周三統，皆孔子所托，故曰“非主假周”也。[77]
又，隱元年何注云：“質家親親先立娣，文家尊尊先立侄。明日子有孫而逝世，質家親親先立弟，文家尊尊先立孫。其雙生也，質家據見立師長教師，文家據本意立后生。”南包養網比較海曰：
質家、文家，孔子所托三統之別號。《年齡》詭辭詭實，故不用言夏、殷、周，而曰質家、文家也。[78]
又，隱三年何注云：“仲春、三月皆有王者，仲春，殷之正月也；包養站長三月，夏之正月也。王者存二王之后，使統其正朔，服其服色，行其禮樂，所以尊先圣，通三統，師法之義，恭讓之禮，于是可得而觀之。”南海曰：
《年齡》于十一月、十仲春、十三月皆書王，余則無之。蓋三正皆孔子挺拔，而托之三王。其實秦、漢皆用十月，疑古亦當有因，未必用三正也。[79]
諸這般類，《公羊》凡言三統、文質之說，南海俱以為孔子所托。是說雖出《公羊》之外，然亦屬近理也。
南海倡為孔子改制之說，本欲尊孔，然其余波所及，則難免夷孔子于諸子矣。故梁啟超論曰：“《改制考》復以真經之所有的分為孔子托古之作，則數千年共認為神圣不成侵略之經典，最基礎發生疑問，惹起學者懷疑批評的態度。”又曰：“雖極國推挹孔子，然既謂孔子之創學派與諸子之創學派，統一動機，統一目標，統一手腕，則已夷孔子于諸子之列。” [80]蓋南海勇于開拓，至其后果則經常弗有慮及焉。
平易近國時，太炎嘗有《致柳翼謀書》，此中謂胡適以“六籍皆儒家托古，則直竊康長素之唾余。此種議論，但可嘩世，本無實證。……長素之為是說，本以成立儒教；胡適之為是說，則在抹殺歷史。……此其流弊，恐愈甚于長素矣”[81]，則胡適所論，又等而下之矣。
四、孔子制承平之法
孔子托古而改制，則無論所托者何人，似不礙其改制之實也。然觀南海之說，則所托堯、舜與夏、殷、周三代，其意頗有分歧。南海曰：
堯、舜為平易近主，為承平世，為人性之至，儒者舉以為極者也。然吾讀《書》，自《虞書》外未嘗有言堯、舜者，……皆夏、殷并舉，無及唐、虞者。蓋古者年夜朝，惟有夏、殷罷了，故開口輒引以為鑒。堯、舜在洪水未治之前，中國未辟，故《周書》不稱之。……孔子撥亂升平，托文王以行君主之暴政，尤留意承平，托堯、舜以行平易近主之承平。……特實施有序，始于粗糲而后致精華。《詩》托始文王，《書》托始堯、舜，《年齡》始文王，終堯、舜。《易》曰“言不盡意”，圣人之意，其猶可推見乎？后儒一孔之見，限于亂世之識。[82]
蓋統而言之，孔子改制，常托堯、舜、文、武也。然觀南海此文，則托堯、舜與托文、武，實有分歧。南海實本《公羊》三世說，以為孔子托堯、舜者，欲明承平平易近主之制；托文、武者，明升平君主之制也。
南海又曰：
《年齡》始于文王，終于堯、舜。蓋撥亂之治為文王，承平之治為堯、舜，孔子之圣意，改制之年夜義，《公羊》所傳微言之第一義也。[83]
《年齡》據亂，未足為堯、舜之道。至終致承平，乃為堯、舜之道。[84]
《年齡》、《詩》皆言君主，惟《堯典》特發平易近主義。……故《堯典》為孔子之微言，素王之巨制，莫過于此。[85]
南海此時說三世義，似未為醇粹，蓋唯言君主、平易近主之分歧，即以文王之君主制為撥亂之法，而西人立憲之說，尚未嘗觀看焉。
南海又攻墨子之制曰：
墨道節用、非樂，薄父子之恩，掉生人之性，其道枯槁太觳，離全國之心，全國弗堪，咸歸孔子，豈非圣人之道得中和哉？[86]
此南海論墨道之弊也。其后，南海竟因以詆呵儒家據亂之法，以為兩千余年中國亦不過這般。
雖然，南海尊孔之年夜旨，亦盡見此書矣。蓋南海當周末文敝之世，以《年齡》當新王，撥亂而歸正，拔乎諸子之上，而獨尊于兩千余年。此其一也。又，孔子立三世之法，尤留意承平，則孔子為將來之法，而必將行于地球一統之世也。此其二也。
五 余論
宋儒程伊川為其兄明道師長教師所作《墓表》有云：“周公沒，圣人之道不可；孟軻逝世，圣人之學不傳。道不可，百世無善治；學不傳，千載無真儒。”大要儒者的最高志向莫過于行道，故孔子屢屢夢見周公，蓋其志在效法周公而能行道于當世也。然周末王權不振包養金額，禮崩樂壞，孔子所以汲汲于奔忙列國，不過欲求湯七十里或文王百里之地，以行其教法，樹立孔教之國罷了。暮年，孔子不復夢見周公，蓋以老之將至，遂不復有行道之志，乃托于西狩之獲麟，假《年齡》以垂法后世，期有以繼其志者。
漢以后，朝廷莫不尊儒，然畢竟非真能行孔子之教、用儒家之法者，故公羊家乃隱晦其說，唯推孔子為素王，以明教法地點。至于儒者之出處，不過敦行鄉里，或得君行道罷了。今觀伊川師長教師所言，則宋儒誠能踐行《公羊》之志者，故不獨以明道為己任，且努力于“堯舜其君”，以為行道之關鍵。但是，元祐、慶元之黨禁相繼，足見王權終能勢焰于上，而教權不過托庇于儒者之進仕罷了。其等而下者，則有明、清兩朝之世俗君王仍僭號稱圣，至今猶然。
注釋：
[1] 漢儒多用此說，如司馬遷言孔子“著《年齡》，不切論當世而微其詞也。為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，忌諱之辭也”（《史記·匈奴傳贊》）、“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”（《十二諸侯年表序》），亦微辭也。又，《十二諸侯年表序》謂鐸椒為《鐸氏微》，司馬貞《索隱》釋云：“名《鐸氏微》者，年齡有微婉之詞故也。”則微辭者，微婉之詞也。董仲舒《年齡繁露》中有言“婉詞”者，亦與此義同。
回教《古蘭經》中有“塔基亞”之說，蓋允許信徒在面對政治危害時，可以隱諱本身的宗教崇奉。此種內涵，正與《公羊》家關于“微言”的最早應用雷同。
[2] 康有為：《孔子改制考》序，《康有為選集》第三集，北京：國民出書社，2007,第3頁。
[3] 康有為：《孔子改制考》序，《康有為選集》第三集，第3頁。
[4] 康有為：《孔子改制考》序，《康有為選集》第三集，第3頁。
[5] 朱一新：《朱侍御答康長孺書》，《康有為選集》第一集，第319頁。
[6] 朱一新：《朱侍御答康長孺書》，《康有為選集》第一集，第319頁。
[7] 梁啟超：《清代學術概論》二十三，載朱維錚校注：《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》，上海：復旦年夜學出書社，1985,第64、65頁。
[8] 廖平：《知圣篇》，載載李耀仙編：《廖平選集》上冊，第182頁。1913年，廖平撰《孔經哲學發微》，猶推許“康氏《孔子改制考· 上古茫昧無稽考》，頗詳此事”。（載李耀仙編：《廖平選集》上冊，成都：巴蜀出書社，1998,第303頁）據此，上古茫昧之說，或本出于南海，蓋廖平《知圣篇》刊于南海后也。
[9] 康有為：《孔子改制考》卷1，《康有為選集》第三集，第4頁。
[10] 康有為：《孔子改制考》卷1，《康有為選集》第三集，第6頁。
[11] 康有為：《孔子改制考》卷2，《康有為選集》第三集，第8頁。
[12] 廖平《知圣篇》云：“賢者于經，如疏家之于注，不敢破之也。”又自注云：“或云：自孔子后，諸賢各思改制立教，最為謬妄！軌制之事，惟孔子一人可言之，非諸賢所得言也。”（載李耀仙編：《廖平選集》上冊，第183頁）是說顯斥南海也。其子師政又曰：“自孔子作經以后百世，師法亦絕，不許人再言作，其理至為平凡，即程子《年齡序包養女人》實亦主之。自亂法者假舊說以濟其私，變本加厲，謂孔子以改制立教，人人皆可包養意思改制，更由立言推之行事。此說者之過，非本義有誤。”（廖師政：《知圣篇讀法》，《家學樹坊》卷上，載李耀仙編：《廖平選集》下冊，第611頁）然廖平似未細讀南海之書。蓋南海以孔子之前，古事茫昧，故諸子得托古改制，至孔子后，事跡日著，故如楊雄、劉歆、王肅、劉炫等之做作，不得以托古比，徒以偽撰見譏耳。（參見康有為：《孔子改制考》卷1，《康有為選集》第三集，包養一個月價錢第6頁）是以南海所舉創教改制之諸子，皆先秦時人也，至漢以后，實無諸子，蓋以不克不及出于孔子六經之范圍故也。
[13] 康有為：《孔子改制考》卷3，《康有為選集》第三集，第21頁。
[14] 康有為：《孔子改制考》卷4，《康有為選集》第三集，第29頁。
[15] 康有為：《祭朱蓉生侍御文》，《康有為選集》第二集，第9頁。
[16] 張伯楨：《南海師承記》，《康有為選集》第二集，第212頁。
[17] 漢人以“通三統”之義解“王正月”，宋儒程頤頗不謂然：“棣問：‘《年齡》書王若何？’曰：‘圣人以霸道作經，故書王。’范文甫問：‘杜預以謂周王，若何？’曰：‘圣人假周王以見意。’棣又問：‘漢儒以謂王加正月上，是正朔出于皇帝，若何？’曰：‘此乃天然之理。不書春王正月，將若何書？此漢儒之惑也。’”（《二程集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4，第280頁）程子雖尊《年齡》，如謂“《年齡》之書，百王不易之法。三王以后，相因既備，周道衰，而圣人慮后世圣人不作，年夜道遂墜，故作此一書”（同上，第283頁），又謂“學者不觀他書，只觀《年齡》，亦可盡道”（同上，第157頁）然不由三傳，未必真能通《年齡》也。
[18] 董子以《年齡》當新王，正黑統，后儒不克不及諱也。董子乃漢世儒宗，后儒亦不克不及奪也。然改制之說，流弊極年夜，至于奸人之偽托符命，實出于此。蘇輿用乃彌縫其說，曰：“蓋魯為侯國，漢承帝統，以侯擬帝，嫌于不恭，故有托王之說。云黑統則托秦尤顯。蓋漢承秦統，學者恥言，故奪黑統歸《年齡》。以為繼《年齡》，非繼秦也。《易·通卦驗》云：‘秦為赤驅，橫死王。’《漢書·王莽傳贊》：‘昔秦燔《詩》《書》，以立私議。莽誦六藝，以文奸言。皆亢龍絕氣，橫死之運，圣王之驅除云爾。’此亦漢世不以秦為授命王之證。不以秦為授命王，斯不得不歸之《年齡》以當一代。尊《年齡》即所以尊漢也。”（蘇輿：《年齡繁露義證》卷7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2，第187、188頁）蓋歷數不成改，周以后當正黑統，漢人既不以秦當之，故不得不推孔子《年齡》也。
[19] 蘇輿：《年齡繁露義證》卷1，第28頁。
[20] 蘇輿：《年齡繁露義證》卷6，第157、158頁。
[21] 《禮記·表記》則曰：“夏道尊命，事鬼敬神而遠之，近人而忠焉。先祿而后威，先賞而后罰，親而不尊。其平易近之敝，蠢而愚，喬而野，樸而不文。殷人尊神，率平易近以事神，先鬼而后禮，先罰而后賞，尊而不親。其平易近之敝，蕩而不靜，勝而無恥。周人尊禮尚施，事鬼敬神而遠之，近人而忠焉。其賞罰用爵列，親而不尊。其平易近之敝，利而巧，文而不慚，賊而蔽。”又曰：“虞、夏之道，寡怨于平易近。殷、周之道，不勝其敝。虞、夏之質，殷、周之文至矣。虞、夏之文，不勝其質。殷、周之質，不勝其文。”此皆以文、質論三代霸道之異同。南海以一朝得一統之法，而孔子道年夜，通三統，是以一統之法雖亦圣人之法，然終則有弊，當循環參用之。蓋康氏以《公羊》三世說明人類進化之理，以三統說明孔子制作之全體也。是以晚清守舊派，不過弊于所習，各尊所聞，安于一統一世之制，至見西洋之制則驚詫包養留言板之，不知實出于孔子升平、承平之制也。
[22] 康有為：《孔子改制考》卷9，《康有為選集》第三集，第114頁。
[23] 南海因釋“儒”之名義曰：“蓋孔子改制后，從其學者皆謂之‘儒’。故‘儒’者，譬孔子之國號，如高祖之改國號為漢，太宗有全國之號為唐，藝祖有全國之號為宋，皆與異國人言之。至于臣平易近自言，則云皇朝、圣朝、本朝、國朝，人自明之，不待稱國號也。”（康有為：《新學偽經考》，《康有為選集》第一集，第414頁）蓋孔子改制，當一代新王，是以“儒”稱，自別于前朝，益明孔子當素王之義也。
[24] 康有為：《孔子改制考》卷2，《康有為選集》第三，第8頁。
[25] 康有為：《孔子改制考》卷3，《康有為選集》第三，第21頁。
[26] 康有為：《桂學答問》，1894年，《康有為選集》第二，第18頁。
[27] 關于中國思惟中的夷夏觀念，柯文所論頗佳，以為“在鴉片戰爭前，中國人傾向于把中國當作一個世界，而非一個平易近族。所以，它不成能是某種更年夜的東西的一部門，例如法國能夠視本身為歐洲的重要部門。假如說中國并未完整囊括‘全國’，那么，它起碼囊括了‘全國’一切應囊括之物。……由于中國是一個自我包涵的宇宙，所以對平易近族的概念極為生疏。中國人若要把中國視為一個平易近族，應先了解世界上還有某些非中國的價值，只要這樣它們才幹僅僅因為他們的平易近族性而尊敬本身”。（柯文：《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：王韜與晚清改造》，江蘇國民出書社，2003年，第41頁）其實，現代之國際關系理論，產生于十四、五世紀歐洲列強爭衡的局勢，但是，二戰以后，隨著美、蘇兩超格式的構成，各以“中國”自居，且以某種廣泛價值相標幟，從而幾多回到了中國現代那種“全國”觀念。
南海改制，蓋欲使中國進于年夜同也。其《孔子改制考》序文之曰：“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六年，康有為讀其遺言，淵淵然思，凄凄然悲，曰：嗟夫！使我不得見承平之澤、被年夜同之樂者何哉？使我中國二千年、方萬里之地、四萬萬神明之裔不得見承平之治、被年夜同之樂者何哉？使年夜地不早見承平之治、逢年夜同之樂者何哉？……嗟夫！見年夜同承平之治也，猶孔子之生也。《孔子改制考》成書，往孔子之生二千四百四十九年也。”又謂孔子生于亂世，乃據亂而立三世之法，“不過其夏葛冬裘，隨時救平易近之言罷了”，然后世君臣，不過謹守孔子撥亂之制罷了，且未能盡行之，至朱子年夜賢，“蔽于據亂之說而不知承平年夜同之義”，此兩千年中國之末由進于年夜同承平之世也。（參見《康有為選集》第三集，第3頁）是以南海改制，以西洋已進于小康、年夜同，故欲參用其法，使中國亦進乎此境界也。其后，全盤歐化論勃起，迄至共產黨“跑步進進共產主義”、“年夜躍進”，皆以東方得進進小康、年夜同之“光亮年夜道”，此所以為科學也，故欲盡法之。至于孔子，不過空存年夜同之幻想，雖“垂精承平”，然究未顯言之罷了。
[28] 梁啟超：《清代學術概論》，《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》，復旦年夜學出書社，1985年，第65頁。
[29] 《公羊傳》為康氏變法所資這般，故張之洞攻之曰：“生平學術最惡《公羊》之學，每與學人言，必力詆之。四十年前，已然謂為亂臣賊子之資。至光緒中年，果有奸人演《公羊》之說以煽亂，至今為梗。”（張之洞：《抱冰堂門生記》，《張之洞選集》冊十二，卷298，第10631頁）張氏攻《公羊》這般，康氏乃謂“張之洞不讀《公羊》”，又謂“張之洞不信《公羊》，不信孔子。……然千年來，豈以《公羊》作亂者哉？”（康有為：《駁張之洞勸戒文》，1900年12月，《康有為選集》第五集，第336、345頁）朱一新亦痛詆劉申受、宋于庭之徒，以為當誅，“劉申受于邵公所不敢言者，決然言之，卮辭日出，流弊其年夜”（朱一新：《答康長孺書》，《康有為選集》第一，第319頁），“劉申受、宋于庭之徒，援《公羊》以釋四子書，恣其胸臆，穿鑿無理。仆嘗謂近儒若西河、東原記丑而博，言偽而辨；申受、于庭析言破律、亂名改作，圣人復起，恐皆難免于兩觀之誅”。（朱一新：《復康長孺第四書》，《康有為選集》第一集，第327頁）
其先，龔定庵據《年齡》，以為清廷當“自改造”，則與西夷之逼無涉也。南海發此議論甚早，1886年，其于《平易近功篇》中據《易》“窮則變，變則通，通則久”之語，以為“更性移代”之改制，缺乏異而美之，當“早自變改”，則祖宗之基業萬世可存。（參見康有為：《平易近功篇》，《康有為選集》第一集，第70頁）
[30] 康有為：《上清帝第一書》（1888），《康有為選集》第一集，第183頁。
[31] 然至1901年，清廷頒布新政上諭，即聲稱祖宗之法可變，謂“伊古以來，代有興革，當我朝列祖列宗因時立制，屢有異同。進關以后已殊沈陽之時，嘉慶、道光以來，漸變雍正、乾隆之舊。大略法積則敝，法敝則更，惟歸于強國利平易近罷了”。此諭示固與南海之論不殊，然猶謂“康逆之講新法，乃亂法也，非變法也”。
[32] 康有為：《上清帝第七書》，《康有為選集》第四，第29頁。
[33] 其時朱一新謂“法可改，而立法之意不成改”，蓋以南海之變法實變先王之意也；又謂南海“不揣共作，而漫云改制，制則改矣，將毋義理亦與之俱改乎？”義理殊，則風俗殊；風俗殊，則軌制殊，是以“治國之道，必以君子心、厚風俗為先，法制之明備，抑其次也”。（朱一新：《朱侍御復康長孺第四書》，《康有為選集》第一，第327、328頁）朱氏此種擔憂，不幸而言中矣，是以今之漫言改造者當慎之又慎矣。
[34] 康有為：《殿試策》，1895年，《康有為選集》第二集，第66頁。
[35] 康有為：《上清帝第六書》，《康有為選集》第四集，第17頁。
[36] 馮桂芬：《校邠廬抗議》，上海：上海書店出書社，2002，自序。
[37] 馮桂芬：《校邠廬抗議》，自序。
[38] 康有為：《答朱蓉生書》（1891），《康有為選集》第一集，第323頁。
[39] 朱一新：《朱侍御復康長孺第四書》，《康有為選集》第一集，第327頁。
[40] 康有為：《答朱蓉生書》（1891），《康有為選集》第一集，第323頁。南海又謂三統之制，西夷亦頗有同于中夏者，如其謂西夷尚白之類。（參見康有為：《年齡董氏學》卷5，《康有為選集》第二集，第370頁）
[41] 同上，第324頁。
[42] 康有為：《進呈〈japan(日本)變政考〉等書乞采鑒變法以御侮圖存折》，1898年4月10日，《康有為選集》第四集，第48頁。如南海論中西音樂，即以西洋音樂頗近于中國古樂，而古樂亡于中國久矣，故以西樂取代今樂，不過復中國之古樂罷了。（康有為：《丹墨游記》，1904年，《康有為選集》第七集，第466、467頁）
[43] 同上，第326頁。
[44] 康有為：《年齡董氏學》卷6下，《康有為選集》第二集，第414頁。又見《年齡筆削年夜義微言考》卷6，《康有為選集》第六集，第179頁。晚清反動黨興，即自足于前明十八省故地，蓋嚴華夷之限故也。
[45] 轉引自王爾敏：《晚清政治思惟史論》，桂林：廣西師范年夜學出書社，2002，第28、29頁。
[46] 梁啟超：《飲冰室文集》之一。
[47] 康有為：《年齡董氏學》卷6下，《康有為選集》第二集，第414頁。
[48] 康有為：《年齡董氏學》卷6下，《康有為選集》第二集，第416頁。
[49] 薛福成：《籌洋芻議》，《戊戌變法》冊一，第160頁。
[50] 葉德輝：《與劉先端、黃郁文兩生書》，《翼教叢編》卷6。當時守舊派權要莫不有此評論，若文悌謂康氏“專主西學，欲將中國數千年相承年夜經年夜法，一掃刮絕，事事時時以師法japan(日本)為長策”，又攻其“欲往跪拜之禮儀，廢滿漢之文字，平君臣之尊卑，改男女之外內，直似止須中國一變而為國外政教風俗，即可立致富強.而不知其勢，小則群起斗爭，召亂無已，年夜則各便私利，賣國何難”。（文悌：《嚴參康有為折稿》，《戊戌變法》冊二，第484、485頁）
[51] 錢穆：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下冊，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11，第780頁。
[52] 康有為：《年齡董氏學》卷5，《康有為選集》第二集，第370、371頁。
[53] 康有為：《年夜同書》第6，《康有為選集》第七集，第161頁。
[54] 康有為：《論語注》卷9，《康有為選集》第六集，第445、446頁。
[55] 廖平：《公羊補證》卷7。
[56] 廖平：《公羊補證》卷8。
[57] 廖平：《公羊補證》卷6。
[58] 廖平：《公羊補證》卷8。
[59] 廖平：《知圣篇》，載李耀仙編：《廖平選集》上冊，第178頁。
[60] 廖平：《知圣篇》，載李耀仙編：《廖平選集》上冊，第180頁。
[61] 文猶尊尊，質猶親親，文家尚等級，質家則尚同等，則中國之取法東方，蓋損文從質之意焉。廖平別有一說，說西人“儀文節略，高低等威，無甚差別”，誠公羊家舊論也，然又謂西人之法與孔子前之年齡時相仿，而孔子改制，“設等威”，“貴賤等差斤斤請安”，則《年齡》尚文，又與公羊家素說相悖。（廖平：《〈知圣篇〉撮要》，《家學樹坊》卷上，載李耀仙編：《廖平選集》下冊，第621頁）
[62] 不過，廖氏亦有效康氏之說者，其曰：“古者三代歷時久遠，由質而文，至周略備。孔子專取周文，故云用周以文。實則孔子定于周，文所未備，另有增添，安得預防其蔽而反欲從質與？”（廖平：《經話》甲篇卷一，載李耀仙編：《廖平選集》下，第414、415頁）又曰：“四代禮節由質而文，由簡而詳，至周乃少備。”（《經話》甲篇卷二，載李耀仙編：《廖平選集》下，第485頁）蓋廖氏亦以人類愈進愈文也。又曰：“舊表以今用質，古用文，今主救文弊，古主守時制。……前誤也。孔子于周有所加隆，非因隆就簡，惟求質樸。……文明日開，不克不及復守太素，非夏、殷舊制實可用，特為三統而改，繼周不克不及用夏禮，亦不克不及用殷禮，踵事增華。夏末已異禹制，湯承而用之。商末已變殷制，周承而用之。周末又漸改，孔子承而用之。故有加文之事。”（《古學考》，載李耀仙：《廖平選集》上冊，第120頁）文、質之說異，亦廖氏初、二變分歧之年夜端也。廖氏更以文質講人類之進化，“開辟之初，狉狉獉獉，乃未至文明之純樸，非正人所貴。文明之至，反于純樸，乃為帝王盛業”。（《知圣續篇》，載李耀仙編：《廖平選集》上冊，第269頁）則未來之反于純樸，猶馬克思“原始共產主義”之說也。
[63] 康有為：《中庸注》，《康有為選集》第五集，第387頁。
[64] 南海實兼取二說，“孔子改制，取三代之軌制而考慮損益之，如夏時、殷輅、周冕、虞樂，各有所取，然本于周制為多。非徒時近俗宜，文獻足征，實以周制上因夏、殷，往短取長，加以美備，最為文明也。孔子之道，以文明進化為主，故文明者，尤取之子思所謂‘憲章文武’也。……即夏、殷更文，孔子亦不克不及從夏、殷而背本朝，以犯國憲也，何待發從周之說哉？”（康有為：《論語注》卷3，《康有為選集》第六集，第398頁）
[65] 康有為：《孔子改制考》卷10，《康有為選集》第三集，第127頁。
[66] 廖平：《知圣篇》，載李耀仙編：《廖平選集》上冊，第189頁。
[67] 廖平：《知圣篇》，載李耀仙編：《廖平選集》上冊，第184頁。
[68] 康有為：《孔子改制考》卷10，《康有為選集》第三集，第128頁。
[69] 康有為：《孔子改制考》卷10，《康有為選集》第三集，第129頁。
[70] 康有為：《孔子改制考》卷10，《康有為選集》第三集，第128頁。
[71] 康有為：《孔子改制考》卷10，《康有為選集》第三集，第129頁。
[72] 案，《論衡·須頌》云：“問說《書》者：“欽明文思”以下，誰所言也？曰：篇家也。篇家誰也？孔子也。然則孔子鴻筆之人也，自衛反魯，然后樂衛，《雅》、《頌》各得其所也。鴻筆之奮，蓋斯時也。”南海因曰：“說《書》自‘欽明文思’以下，則自《堯典》自《秦誓》，言全書也。直指為孔子，稱為鴻筆，著作于自衛反魯之時，言之鑿鑿這般。……今得以考知《書》全為孔子所作，賴有此條，仲任亦可謂有很是之年夜功也。存此包養網VIP，可謂《尚書》為孔子所作之鐵案。”（康有為：《孔子改制考》卷10，《康有為選集》第三集，第129頁）
[73] 康有為：《孔子改制考》卷10，《康有為選集》第三集，第129、130頁。
[74] 康有為：《孔子改制考》卷10，《康有為選集》第三集，第137頁。
[75] 康有為：《孔子改制考》卷10，《康有為選集》第三集，第140頁。
[76] 康有為：《孔子改制考》卷10，《康有為選集》第三集，第141頁。
[77] 康有為：《孔子改制考》卷10，《康有為選集》第三集，第142頁。
[78] 康有為：《孔子改制考》卷10，《康有為選集》第三集，第144頁。
[79] 康有為：《孔子改制考》卷10，《康有為選集》第三集，第145頁。
[80] 梁啟超：《清代學術概論》二十三，載朱維錚校注：《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》，第65頁。
[81] 傅杰編：《章太炎學術史論集》，昆明：云南國民出書社，2008，第108頁。
[82] 康有為：《孔子改制考》卷10，《康有為選集》第三集，第149、150頁。
[83] 康有為：《孔子改制考》卷10，《康有為選集》第三集，第150頁。
[84] 康有為：《孔子改制考》卷10，《康有為選集》第三集，第150頁。
[85] 康有為：《孔子改制考》卷10，《康有為選集》第三集，第152頁。
[86] 康有為：《孔子改制考》卷10，《康有為選集》第三集，第216頁。
責任編輯：劉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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